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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宝骏:把一生献给壮丽的军工事业

时间:2019-12-20 10:50:11 来源:安全教育网 作者: 点击数:152

      汤宝骏——一个在中国兵器行业内和中国坦克专家群体中被人们熟知的名字。他是我国第三代主战坦克副总设计师,他曾十四年连任我国主战坦克研发制造基地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总工程师,他是行业内知名的坦克传动与行动技术专家,他是我国第二代外贸主战坦克(90-Ⅱ)总设计师,为我国外贸坦克出口做出重要贡献;他对党赤胆忠心,恪守军工核心使命,对科技发展前瞻规划,促进了重点军民品持续发展;他处事不失原则,敢于担当,坚决维护国家、兵器及企业的权益;他顾全大局,遇事不推诿,善于协调解决科研与生产中的矛盾;他爱惜人才,大胆使用科技干部,为科技系统培养了一批领军人才;他淡泊名利,低调做人,在军工战线默默奋斗一生——被科技人员亲切地称呼为“汤老总”。
 

 
       2019年10月30日8时36分,与疾病抗争多年、时年81岁的汤宝骏溘然离世。噩耗传来,一机集团科技战线汤宝骏故旧和异地的老同志纷纷发微信短语哀悼。一机集团原董事长郭洪成从北京赶回包头与一机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全文,总经理魏晋忠、监事会主席李勇、党委副书记马忠武等领导慰问汤宝骏家属时感慨而言道:“汤宝骏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军工事业,他淡泊名利、务实敬业、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廉洁奉公、宽容大度的胸怀,不仅是科技人员学习的榜样,也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李全文指示党委部门做好汤宝骏事迹的宣传。至此,沉旎很久的汤宝骏老总名字和事迹再次在工厂传开。
 
       品学兼优 进工厂钻研技术成专家
 
       1938年9月26日,汤宝骏出生浙江海宁县,后随家人到了山东青岛市。1956年汤宝骏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坦克系,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塞外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工作。据汤宝骏在北京工学院10563班的同学李兆仁与任萃回忆说:“当时他是班里年龄较小的同学之一,他品学兼优,特别爱踢足球。毕业后,根据所学专业需要,他和唐章媛、李春贵、孟凡玉等同学被分配到刚建成的国防保密厂,即617厂工作,让同学们很羡慕。”
 
       1961年正是我国三年困难中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单方面撕毁经济技术援华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给正在轰轰烈烈建设的我国“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带来极大冲击,也给带着崇高理想来到新建成的——我国最大主战坦克制造厂的汤宝骏一批大学生诸多不适……由于苏联中止了原材料的供给,致使工厂新建成的生产线处于停工的状态。为了摆脱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工厂提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一边自主研发新型装甲钢材料,一边进行重大部件的技术攻关,靠自己的力量走一条国产化之路。工厂发动科技人员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技改技革,鼓励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也为新来的大学生创造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因为汤宝骏在大学学的是坦克设计,到工厂后却直接搞制造技术,一切都从零开始。他理解工厂的难处,自觉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虚心向老技术人员及工人师傅学习,在理论结合实际中不断进步。他先后参与了以69式系列坦克向79、80式坦克为标志的第二代坦克进军的“二.四”会战和“七八.四”会战的工艺技术攻关。
 
       在这期间,汤宝骏脚踏实地,刻苦专研,在生产实践中能解决工艺技术难题,受到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喜爱。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四分厂一个普通技术员岗位,提升为分厂技术室副主任。由于他善于学习,较全面掌握坦克制造工艺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80年又被调任总厂技术处,先后担任工艺科副科长、科长、技术处副处长,主要管理全厂的工艺技术工作。
 
       郭洪成对汤宝骏这一时期工作评价说:“他精湛的技术和过硬的本领,让大家十分佩服,是全厂坦克传动和行动技术的专家。”
 
       使命在肩 挑起总工程师重担
 
       1984年我国改革开放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培养和使用有政治觉悟、有理论知识,并经过长期基层锻炼的有志青年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国家的迫切需要。按照中央培养“四化”干部的要求,拥有大学学历、并长期在坦克制造生产一线从事技术工作的汤宝骏,被工厂选拔提升为副总工程师。
 
       原党委副书记王世科回忆说:“我是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来厂工作后,与汤总同时在知识分子‘归队’时一起走上总厂领导岗位的,他为工厂工艺系统规范化建设做出很大贡献。”
 
       职位和地位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汤宝骏埋头工作,专研技术的品格,他全身心投入到工厂军民品开发与生产工艺技术的完善建设中。人们看到的他很少坐办公室,而是经常深入分厂、车间生产一线,与基层的技术人员一起了解生产中的工艺流程情况,向工人询问机床设备在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
 
       也是这一年,全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从乡村到城市改革的浪潮一浪接一浪,而军工企业正处在“保军转民”的转型嬗变中。军品订货锐减,民品开发虽然已取得一些进展,但大多属于技术含量低、规模效益微的产品,还不能支撑一个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此时,作为临危受命,刚刚担任工厂厂长的张俊九,面对严峻形势,对工厂的发展作出战略思考,他认为作为一个特大型军工厂,要想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在市场经济大海里闯出一条新路,选好“三总师”即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很重要,而要选一位全面掌握工厂生产工艺技术的总工程师更是关键。经领导班子研究,一致推荐副总工程师汤宝骏为总工程师。于是张俊九找汤宝骏谈话,让他出任总工程师一职,可汤宝骏却极力婉言推辞。据郭洪成后来回忆说:“张俊九找汤宝骏谈话时,他死活不同意。他说‘我是搞技术的,不愿意当官,干好自己的技术,在技术岗位上做出成绩就行了。’张俊九当即就说‘现在工作需要你这样全面掌握科研与生产工艺技术的人,你不当谁当?为了大局,你个人意见要服从组织决定!’所以,汤宝骏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一心想搞科研技术的人。”
 
       在实际工作中,证明了张俊九厂长代表工厂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而汤宝骏十分胜任这项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持续十四年发挥了重要作用。
 
       放眼未来 谋求军民品持久发展
 
       汤宝骏任总工程师之后,胸怀全局,放眼未来,十分重视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储备,认真贯彻工厂制定的“研制一代、生产一代、预研一代”军品发展思路。三代坦克副总设计师、一机集团科研所副总师杜惠昌回忆说:“汤老总在工厂任总工程师时期,科研产品系列也好,坦克型号也好,是比较丰收的时期。”
 

 
       这一时期,在汤宝骏及副总师团队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军民品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不断提高,改造老产品、开发新产品一路挺进:军品从59改、69改系列形成的一代坦克系列群;通过在关重大部件技术上的创新、改进,提高了整体技术性能研制出的79式、80式主战坦克,形成的我国第二代主战坦克系列群;从1986年在80式坦克基础上改进研制的 80-1坦克,到1988年国家批准定型,命名为ZT88式坦克,再到96式、99式新型主战坦克研制和定型的成功,并进入我国第三代坦克系列时期;开创性研发出轮式战车,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在外贸坦克的研制方面,从按外方要求改进成功的60-Ⅱ、80-Ⅱ外贸坦克,到与外方合作研制成功的90-Ⅱ、P90主战坦克等,这些重大科研项目无不留下汤宝骏的影子。郭洪成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意义说:“汤总带领科研团队千方百计开发新产品,他不推诿,敢担当!才有了96式坦克、99式坦克和轮式战车顺利研发和定型。直到今天仍旧是工厂的支柱产品。”
 
       作为一个综合机械加工能力强大的内蒙古一机集团,在“保军转民”过程中,能迅速由原来单一研制生产履带装甲车辆产品,到后来军品发展成轮履两大系列、车炮结合,覆盖多兵种的格局;民品迅猛发展成重型汽车、铁路车辆、工程机械、石油机械、机电一体化的军民结合特大型企业,没有一大批技术含量高、规模效益好的重型机械产品支撑是不可能的。而这些产品从开发之初的雏形,到不断成熟壮大,以至于后来持续发展成为主干产品……连任十四年总工程师的汤宝骏,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用继汤宝骏之后的总工程师高文良的话说“汤总在保军转民过程中功不可没,他对工厂后来军民品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是啊!十四年峥嵘岁月,十四载春夏秋冬。汤宝骏带领科研团队奋勇开拓,在研制新产品的道路上一直没停步,使工厂的军民品形成多品种、成系列发展的新格局。
 
       尽责尽力 为军品特大外贸做贡献
 
       1981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从探索到全面推进之时,我国对外军贸由原来的无偿援助,转变为有偿贸易,并积极参与国际军贸平等、公开竞标。在兵器总公司的领导下,工厂抓住机遇,紧密与北方公司合作,拿下一批又一批外贸合同订单,为国家和企业创造了丰厚效益。原副总工程师刘顺发回忆说:“汤宝骏同志为实施和完成我厂首个特大外贸合同尽责尽力,做出突出贡献。”
 
       1981年5月,北方公司与国外签订了由工厂生产的2600辆69-Ⅱ坦克贸易合同。对方要求产品的技术状态是在69式坦克的基础上增加“三防”系统等共15项重大改进,并要求当年年底交出包括先进的12项改进在内的100辆69-Ⅱ整机,待国外甲方派专家现场检查、试验、验收后总合同生效,其余2500辆含15项改进的69-Ⅱ坦克于1984年前分批交货,合同价格为近10亿美元。这是工厂、也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贸合同,令人震惊。但实施这项合同技术难度大,且有风险。再加工艺审查、工装非标设计制造时间短、协作件配套时间紧、自制件生产及部件整机装配时间短。因此,无论技术上及生产时间上都有极大困难。
 
       就当时工厂经营形势而论,作为一个万人大厂,如果能承接此项外贸大订单制造任务,无疑是工厂摆脱困境,重振雄风、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所以,面对这些困难和风险,工厂领导认真分析利弊,果断决定拿下这笔大订单,并认真研究,采取各项措施,设三师一长责任制,任命汤宝骏为这个项目的总工艺师,负责组织工艺技术准备和现场技术问题解决。同时成立了由生产、技术、检验、供应各方的代表参加的现场指挥部。
 
       作为总工艺师和现场指挥部成员,汤宝骏自我加压,周密谋划,坚持在现场指挥、协调、处理了大量技术问题,确保了生产不因工艺技术问题卡壳,为外贸任务的完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通过全厂上下连续三年的奋战,使这批外贸坦克终于在1984年前按时完成。这笔特大外贸坦克完成的意义在于:不仅使工厂的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经过汤宝骏和广大科技人员努力,在69系列坦克和80式坦克的基础上进行的多项技术改进,研发出85-Ⅱ系列坦克与国际的同类坦克接轨,使我国外贸坦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工厂后续承接军品外贸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统筹思考 维护国家和企业权益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与友好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领域更加广阔,某国要求与我国合作生产较先进的主战坦克。在技术状态的方案论证中,大家对有些部件选型意见不一样,也不一致。一方面是工厂有关技术人员和主管军品外贸的公司趋向于比较成熟、可靠的国外某国方案,以避风险,使这一数额巨大而长远的外贸合同顺利完成,维护外贸市场;另一方面是兵总领导机关和工厂倾向使用我国新研制的这个大部件。
 

 
       作为工厂总工程师和这个项目总设计师的汤宝骏,认为我们工厂自身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完全可以承接这个项目,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据当时一起参与承接这个项目的刘顺发回忆说:“汤总敢于承担责任,带领有关人员向上级领导机关作了详细的分析、汇报,据理力争,最终取得大家的理解,使这个项目在工厂完成,也受到外方的欢迎。”
 
        在后来的合同执行过程中,汤宝骏与外方保持沟通,密切合作,对生产工艺精益求精,对每一个分厂、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生产加工环节都要求一丝不苟,十分严格,并积极协调、处理好生产加工流程中的工艺技术问题,保证了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可靠性。在全厂干部职工的努力下,最终保质保量完成了这批外贸合同,顺利通过了外方的验收,并命名为90-Ⅱ外贸坦克,汤宝骏也被确定其为总设计师。
 
       工厂代表我国与外方合作共同完成这个外贸项目的研制和生产意义在于:不仅为国家和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更为我国外贸坦克拓展了更广阔的技术合作领域。
 
        实事求是 化解设计与制造间的矛盾
 
       汤宝骏是1985年作为工厂总工程师参加三代坦克研制工作,并在1995年进入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团队,协助我国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负责三代坦克科研设计、试验与试制生产等工艺技术统筹保障工作。其中在解决设计与制造的衔接问题,以及三代坦克试制与企业日常生产之间的矛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代坦克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主战坦克,属于世界先进水平行列。上级下达研制三代坦克之时,工厂正处在保军转民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民品开发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军品外贸生产任务繁重,生产线上军民品交叉作业超负荷运营,许多设备陈旧老化,难以保证新产品加工的技术要求;更重要的是为三代坦克从国外订购的设备迟迟不能到位……诸多问题表明整个工厂制造技术体系很难适应新型坦克试制生产。汤宝骏说“当时国家科工委和上级相关部门的一些人员到工厂视察,批评工厂落后的像‘叫花子工厂’。”
 
       面对工厂当时的处境,在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的情况下,汤宝骏和副总师团队顾全大局,发扬军工人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科研与生产两不误,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奋战,利用他在工厂多年丰富的生产经验及高超的技术水平,按规定正常程序,大胆进行了几十项设计改进,同时对工厂工艺制造装配等也进行了多项技术攻关。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他都勇于承担责任,克服千难万险,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工艺技术问题。
 
       他与副总师团队,各负其责,齐心协力,不辞辛苦深入科研、生产、试验一线,奔波于兵总、各配套企业和院所,化解了科研设计与工艺技术、样车试制与正常生产、军品与民品交叉生产、兄弟厂家及科研院所与工厂协作关系等矛盾,使我国三代坦克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按时通过了设计定型试验,不仅受到军方和上级领导的赞誉,而更重要的是为工厂此后每年批量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7年专访汤宝骏时他说:“当时我的岗位职责不仅是负责前期工程设计,因为坦克的研制一般要分几步走,首先是前期论证,然后交给部队用户讨论,部队确认了以后开始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完了,要搞初样,初样就是工厂试验和摸底。摸完底以后,要搞正样车,正样车做好了,交给部队进行设计定型试验,这之后,才能小批量生产。”
 
       三代坦克也一样,从1984年以祝榆生为总师组成研制班子,1985年开始起步先搞图纸设计、论证,到1995年出初样车,再到1997出正样车,直至1999年10月1日参加天安门阅兵、12月25日定型为“ZTZ99”式主战坦克——汤宝骏不仅在样车试验和定型试制工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且也促使工厂的生产条件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勇攀高峰 攻克自动装弹机技术难关
 
       在整个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祝榆生总师对自动装弹机的研制非常重视,曾几次对汤宝骏讲:“三代坦克是颠覆性的,特别是自动装弹机技术非常关键,如果自动装弹机上不去,那三代的火炮就没什么威力了,所以一定要搞好”。当时汤宝骏代表工厂负责这个项目,他胸有成竹地对祝榆生说:“请祝总师放心,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把它搞出来。”
 
       自动装弹机是坦克专家、工厂科研所原四室主任设计师杨英等科研人员,历尽艰辛,连续十五年,经过上百次反复试验研制成功的火控系统先进技术装置,是当时世界坦克火炮控制系统的领先技术。在我国第三代坦克研制之初,就被总设计师祝榆生纳入整车设计规划中,并在与南理工科研人员的合作下,进一步提升了其可靠性水平。
 
       当研制自动装弹机试制样机遇到许多困难时,祝榆生特别对汤宝骏表示他坚定的决心说:“自动装弹机这个技术没有先进的手段,我们就用笨办法,抠也得把它抠出来。”
 
       为了早日攻克自动装弹机加工工艺技术难关,按照祝榆生的要求,汤宝骏第一步就是组织科研所的技术人员进行工艺技术攻关。在实际研究设计过程中难度相当大,可以说当时基本不具备条件。在汤宝骏的精心组织下,广大科技人员不等不靠,发扬军工人敢啃硬骨头的精神,边试验、边技改,硬是把正样车“抠”出来,一直持续拼搏到小批量生产。
 
       在一次总结会上汤宝骏说“三代坦克有两个突破:上了自动装弹机,上了复合装甲,这两个技术都是靠我们自己研发的,当时,我们也想通过搞三代坦克,让我们工厂的制造技术有大幅度提高。所以任务虽然起点很高,技术难度很大,但是大家都不怕困难,都认为能够拿到这个任务是光荣的。”
 
       每次汤宝骏谈起研制自动装弹机时如数家珍,兴致很高,他说:“这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就像机器人一样,是自动的,要有提升机、装弹机、拋壳机,还要电机控制。我们就反复修改设计,做模拟试验。因为都没有经验,只有通过试验手段,才能考核图纸行不行。所以我们就通过反复试验反复弄,搞出比较成熟的加工技术,才能交到部队使用,这个过程很漫长。”他还说:“因为部队需要有战斗力的武器,性能好,价格还要便宜,这是部队的要求,同时做到这三点是很难的。”
 
       从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作为副总师,汤宝骏对祝榆生总师设计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以及他自觉履行祝榆生赋予他的责任和期望,也看出他在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所付出的智慧和心血。在他和科技人员日以继日的艰苦奋战下,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摸索,终于突破自动装弹机技术的难关,解决了其瓶颈问题。
 
       事实证明,三代坦克研制和批量生产过程,不仅使工厂的制造能力、装备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观,而且使我国整个坦克行业的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坚持信念 忍辱负重为大局敢担责任
 
       汤宝骏又是一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遇事不推诿,敢于担当,坚决维护企业权益的领导,他上任三代坦克副总设计师之时曾说过:“我能在参加三代坦克的研制中担任副总师一职,也是总师组给我的一个机会,而能为三代坦克研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感到很欣慰。我有一个信念:我这一辈子都投身到坦克事业上了,最后这一冲刺,我一定要坚持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艰险,他都不忘初心,恪守誓言,坚持自己的信念。
 
       由于三代坦克是全新产品,其工艺、加工制造、装配等技术与当时工厂现行生产技术完全不同,而工程设计图纸工艺性也较差,给工厂生产制造带来很大困难。
 
       1998年,三代坦克在设计定型上暴露出好多问题,汤宝骏和几位厂领导同时受到上级给予的处分,参与科研设计的技术人员知道后都很害怕,深感委屈。曾在工厂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的李福田说:“客观的说,当时整个我国国防工业的工程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试验水平还不很高,所以在三代坦克定型试验中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
 
       尽管上述原因客观存在,但汤宝骏还是从大局出发,以大家的气魄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能总是强调客观,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既然上级指出了我们存在的问题和差错,我们必须要面对,不能总认为委屈,要深挖产生问题的原因,知错必改,接受教训。”于是全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质量大整顿。
 
       在这期间,汤宝骏坚持亲临生产第一线。有时他对生产中一些疑难工艺技术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就会遇到一些技术人员担心没有把握实现,他就会诚恳地对大家说:“没关系,按我的意见办,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他常对副总师团队和技术系统各级领导说:“我们当领导的同志和技术人员不一样,在关键时刻,领导就要站出来,承担风险。这样下面的人才会跟你一块干下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汤宝骏的这种顾大局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往往坚定和鼓励着技术人员的信心,最终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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